吉富星，经济学博士（金融、法律、管理、财政四个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公共经济与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政府债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国家事业单位、大型央企等从事投资及金融业务，任部门负责人。目前，兼任财政部财政风险专家工作室专家、财政部债务管理库专家、财政部债务评估和研究中心专家、财政部PPP中心专家，中国财政学会理事、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评审专家等。此外，兼多个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顾问或专家。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社科重大、社科院重大项目等，多次获中国社科院、社科大等科研奖励；多篇内参、要报等获得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示或被政府采用。
2021年7月28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吉富星教授担任香樟青苗计划主讲人，讲座主题为“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兼论赤字率与债务上限”。本次讲座由助教赵嘉珩主持，第四期香樟青苗计划学员参加。
讲座伊始，吉教授指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这一主题宏大，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命题和难点所在，本次讲座旨在对当前国内外理论、实证及政策进行全景展现。政府债务目前和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间财政关系均紧密相关。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普遍面临着较大财政支出压力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在此背景下讨论政府债务往往需要放在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动态化的逻辑框架来展开。本次讲座共有五个板块。
第一板块主题为“引言：欧盟3%—60%红线与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演进”。首先，吉教授结合IMF、世行等数据指出多数国家并未遵守欧盟3%—60%债务红线，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新兴经济体，在很多年份的赤字率都突破了3%，负债率大都突破了60%。接着，吉教授以美国大萧条以来经济增长、赤字、债务负担的演进以及财政收入、支出情况为例，并结合美国CBO 中长期的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在依托其国际货币基础上持续膨胀，但更关注的是未来社会保障与医疗医保为代表的刚性（强制性）支出、利息支出占比趋势。目前，美国面向全球大规模举债，并通过联邦基金利率、资产购买计划、非常规货币政策等手段降低利率、控制政府利息支出占比，极大地扩展了债务上限的“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国债、金融等理论。最后，吉教授总结道，欧盟3%—60%红线出台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事实上，静态的债务阈值或债务警戒线看起来简单直观、操作性强，但科学性不足、局限性突出、政策指导意义不强。主要经济体并未依此规则做监管限制，尤其是近年来日本、美国等国家赤字率高企（如发达经济体2020-2021年赤字率超过10%）、长期以来的盈余年份很少，已在淡化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更多地考虑经济恢复或增长、利率、失业率和通胀等因素。
第二板块主题为“从理论、实证、政策角度看政府债务可持续”。首先，吉教授抛出政府举债的边界问题，随之通过介绍IMF、ECB的定义以及可偿付性（净现值NPV）、流动性（每一年的偿债备付率DCRt）等指标阐明债务可持续性的含义。其次，吉教授介绍了研究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债务上限的主要理论，包括有现值预算约束（PVBC）或跨期预算约束、动态的“利率—增长差（IRGD）”、财政反应函数等。接着，吉教授通过推导债务可持续约束条件，归纳出影响政府债务比率变动的因素：过去债务的利息支付、当期基础赤字（或盈余）和通过名义增长相对缩减的债务比率。吉教授指出，西方国家债务更多依托相对市场化的资本市场，非常关注“雪球效应”，即尤其关注贴现因子中的“利率-增长率（r-g）”对债务比率的削减效应和资本市场约束。随后，吉教授归纳了常见的几种政府债务上限或债务阈值的测度方法：第一类基于财政反应函数的债务上限测算，第二类基于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债务规模适度性或阈值测算，第三类是债务危机发生的债务门槛值等。在债务对经济的增长效应研究方面，吉教授认为学术界的观点有四种：一是政府债务不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债务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债务是中性的，四是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阈值效应，这一观点是目前主流。吉教授还简要介绍了其他研究，如DSGE、CGE、非常规货币政策、货币融资（直升机撒钱等）等。最后，吉教授阐释了通常的债务管控制度框架、规则及不同监管体系。
第三板块主题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演进、财政赤字与债务限额情况”。吉教授首先介绍了我国地方政府融资体系，并与英美等国进行对比分析。接下来，吉教授指出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是，显性或法定政府债务风险较小，风险隐患是隐性债务底数不清、隐蔽复杂，但随着中央2018年全面整肃政府债务以来，目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地区分化趋势明显，尤其是局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较大。随之，吉教授概述了政府直接融资、借助融资平台或社会资本融资等约20种常见的地方投融资方式，指出相当一部分属于隐性债务，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序膨胀、加剧了财政紧运行。紧接着，吉教授通过分析四本全口径预算决算的数据结构，指出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债务膨胀的表现，体制机制等因素更为关键，包括部分地方领导政绩观偏差、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及推波助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问责不到位等，并指出借债应与偿债能力相匹配、更应注重效率，一味强调债务额度、金融资源等政策倾斜也不尽合理。接下来，吉教授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了如何精确界定财力、赤字、债务限额，指出债务率大小并不绝对代表债务风险大小，还要结合经济财政实力、债务特征与结构、债务管控能力及意愿等综合评判。随后，吉教授介绍了相关的政府债务、地方融资平台举债、中长期支出事项等基本情况，初步评估了各省、各区域的债务风险。最后，吉教授分析了地区间债务耐受性、非线性效应差异，以及刚性兑付/财政兜底、预算软约束等问题。
第四板块主题为“我国政府债务领域研究可能存在的难点”。吉教授将其归纳为几点：一是机理，包括如何刻画体制性因素，尤其是地方政府政绩或行为偏好、金融与财政风险共生、互溢问题等；二是中国债务结构与特征不同于国外，公益和经营性债务混杂、内外债比例、债务对应的资产质量和收益、债务的置换或再融资、债务的定价与违约等；三是地区间债务耐受性、非线性效应和财政疲劳等存在很大差异；四是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国有资源、资产，但有效资产、收益可持续性的差异较大；五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可能诱发债务累积，或导致风险缓释或扩大；六是数据可得性及研究设计方面，变量（尤其是赤字、债务等口径及测度）、方法、模型选择方面都有一定难度。最后吉教授总结道，静态的债务阈值或债务警戒线局限性大，基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财政反应函数等出发，开展债务可持续性检验和赤字、债务上限测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科学性。现有研究大都分析政府债务与财政、经济等变量之间复杂的、非线性、不稳定关系，虽也存在局限性，但仍是今后要积极借鉴的。
第五板块主题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思考和建议”。吉教授先是梳理回顾了2015年以来政府债务与投融资的政策脉络。其次吉教授总结了违规举债、隐性债务化解、债务管控的若干问题。最后，吉教授给出了完善制度、防范风险、加力提效的政策建议。他指出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不一定是主要问题，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并非当前核心所在，更关键是政府债务制度安排的透明、绩效、问责。行政、财政、金融、投资、土地、国资等协同改革、配合是最基础的制度保障，债务效率或经济增长是最根本性的，在技术层面应管理好预算（含赤字、专项债等）绩效、融资平台、中长期支出事项，以及资产（含土地）、金融闸门等。
讲座结束之后，大家纷纷向吉富星教授请教自己对于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学术研究、现实实践过程中的想法与困惑，吉富星教授也耐心地为大家一一解答。
感谢吉富星老师不辞辛苦为青苗学子精彩授课！讲座至此圆满成功！(文案丨马凤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