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4期

张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数据建模与政策评价，重点关注大数据预测、基于文本挖掘的政策评估、数字政府治理等。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劳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或报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组合预测——理论、方法及应用》、《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模式与创新路径研究》、《新时代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与测度》等著作。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科技部、国家税收总局、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等若干项目的研究工作，并多次主持并编制省、地市五年发展规划。

李均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40多载的高速增长时期，同时也承担了不小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如“孔雀东南飞”现象突出，城乡收入二元结构特征明显，2013年后南北地区分化显著，以及污染防治体系所面临的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要致力于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此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度成为重中之重，如何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产出的同时，既要实现以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促进社会福利保障均等为目的的包容性增长，又要践行以节能减排、循环可持续为宗旨的绿色增长，也即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艰巨挑战和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从当下研究来看，网络基础设施能够促进要素需求端与供给端的良性互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牛子恒和崔宝玉，2022），并缓解农民工、青年群体、低技能劳动者等就业弱势群体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宋林和何洋，2020；刘生龙等，2021），发挥互联网的岗位匹配效用，改善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同时，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依托推动技术革新和数字化转型还能引导要素生产模式和配置方式向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为中国践行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路径提供了可能。然而，目前对于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仅限于技术创新、经济制度、人力资本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系统研究还有不足，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从现实背景来看，中国将互联网视为重大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大力推行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并于2014年正式推出“宽带中国”战略，对于引导城乡发展模式变革、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具有重要作用，互联网催生的数字经济更是成为当下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因此，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另外，区域隔离政策下，网络基础设施在防范疫情扩散、推动经济复苏上的作用也给本文带来了一些思考，即网络基础设施打破了欠发达地区的信息约束，同时放松了生产资料与实体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改变了单纯依赖地理区位进行经济划分的传统观念，换言之，网络基础设施或许能够降低原有地理划分下的城市经济发展差距。

主要发现

本文基于2010-2020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检验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效应。

第一，基准模型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尤其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在调整样本、剔除异常值、考虑省份时间交互、剔除并行政策以及重设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鼓励大众创业行为、改善居民就业质量以及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影响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

第三，相较于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更甚，且对于不同类型城市具有异质性表现，对于非资源型、老工业基地以及经济发达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更甚。

第四，进一步讨论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弱化了传统地理优势，能够在全国、地区以及省份层面降低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协调效应。网络基础设施使得经济区位界限被淡化，经济重心由区位优势地区转向网络优势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推广将有利于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

政策启示

第一，促进网络基础设施持续规模化推进，提升城市网络服务能力和应用水平。首先，国家应鼓励地方政府适度超前部署网络宽带设施，加强对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网络平台的投资和建设力度，同时要求企业成为互联网建设的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以应用需求和场景牵引网络基础设施落地。地方政府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并在某些重点网络研发领域援引竞争机制，避免一家独大、围标串标等问题；其次，要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综合赋能效应，深化网络基础设施与传统产业融合，大力推动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等“互联网+”制造的模式创新。对于某些高能耗产业，需有序引导企业在各生产阶段的互联网应用水平提升，促进减污降碳的智能化和效率化；最后，应积极推动网络基础设施核心硬件的国产化进程，组织专项攻关团队突破关键组件“卡脖子”问题，防范“断供”风险。

第二，持续推进“宽带下乡”、“网络扶贫”，保障互联网福利在城乡更多惠及。一方面，不断优化农村网络发展环境，推动网络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降低农村宽带资费门槛，实现互联网宽带有效覆盖，在网络硬件上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积极推广互联网技术，基于电视、媒体等各类线上渠道普及网络教育，鼓励低技能劳动者参与网络技术培训，加强农村居民网络应用水平，同时，积极推动互联网技术与涉农领域有机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的中介效能。构建区域创新合作与资源共享网络，促进创新资源在地区间的有序环流，引导本地及周边城市的技术进步和跨越式发展。适当调整“互联网+”创业的准入门槛，合理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并通过普惠性政策手段对相关网络创业者进行系统扶持。在现行教育或培训体系中增加网络知识和技能的相关内容，不断提高网络人才积累，完善就业保障体系。提升城乡居民金融素养，拓展数字金融在教育、医疗、消费等民生领域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深度，基于大数据技术疏通业务供需“堵点”，实现金融服务精准匹配。

第三，结合地区实情推动宽带建设落地，以互联网红利带动后发地区“突围”。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流量可观，未来增长潜力巨大，但区域推进过程中需得到科学规划，合理有序释放网络基础设施价值。一方面，要明确功能分工，考虑加强各级网络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和落地，综合应对数字化挑战。另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要关注应用需求，结合区域特点和应用迫切性，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使网络基础设施与所在城市区位条件和应用场景交相辉映，防止设施功能错配，同时，切勿盲目照搬其他城市的建设路径，避免网络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惰性投入以及利用率不足引发的各类效率损失问题。另外，后发地区要做好引才策略，以政策引才，以文化引才，并抓住网络发展重大机遇，搭建大型数字化平台，为人才提供平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