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2日上午，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Stephen Jarislowsky讲席教授方涛老师为香樟青苗学子带来主题为“新形势下的美加国际移民问题：理论、政策与实证研究”的讲座。

嘉宾简介：

方涛，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Stephen Jarislowsky讲席教授，新泽西州立大学J.Robert Beyster研究员，世界银行移民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客座教授，哈佛大学经济系和NBER访问教授，约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与劳资关系终身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在国际高水平管理类、经济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并获多项研究拨款。

讲座正式开始前，方涛老师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体验，鼓励同学们要与时俱进，将研究兴趣与个人能力相结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注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保持积极的心态。

讲座第一部分，方老师首先介绍了移民研究的创作背景。他从《科学》和《自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讲起，以历史名人在2600年间的迁徙经历，生动地展现了移民对商业、经济、以及全球文化中心兴起与衰落的深刻影响。加拿大1967年在全球首次推出“积分制”，很快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采纳。这个供给侧的移民政策，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拔移民。经济类或技术类移民类别在加拿大越来越重要，现在占到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次是家庭团聚和难民类别，但其重要性逐步下降，直到近年加拿大大量接纳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等国的难民，难民比例有所回升。相比之下，美国雇主担保类的技术移民比例只有14%左右，主要是家庭团聚类移民（69%），还有8%的难民。而美国大量的无证件移民（非法移民）则不在统计之列，总数超过一千万人。加拿大移民主要聚集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如多伦多、温哥华、卡尔加里，和蒙特利尔等。澳洲的移民也集中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三大城市。美国的移民则集中在东、西海岸的几个大城市。加拿大移民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加拿大国家福祉的最大化。主要是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贡献，也包括社会贡献与文化贡献。第二：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在加拿大经济社会中的融合程度。方教授另外两个研究课题就是围绕移民政策这两个目标来展开的。

讲座第二部分，方老师以典型的移民国家加拿大为例，系统介绍了大规模移民对加拿大宏观经济的影响。方老师和团队利用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和多伦多大学开发的宏观计量经济预测模型，模拟了10年（2012-2021）内每年移民增加10万人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模拟分析表明新增移民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总需求、投资、生产率、政府支出、税收以及政府财政余额产生积极影响，而对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这证明了大规模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积极贡献。分析还表明应该更多地关注于移民本身，因为许多移民在融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也越来越容易陷入贫困。基于此实证证据，方老师的研究团队建议将加拿大人口的1%（约40万）作为加拿大年度移民人数目标，并且这一目标最近被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多个省级政府采纳。方老师及团队目前针对加拿大老年化最严重的大西洋地区做了新一轮的模拟分析 （2023-2032），结果显示每年新增1万人对该地区宏观经济的正面效应更强。最后，方老师也指出了加拿大的移民问题和美国移民问题存在一定区别。如加拿大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造成了高教育移民之间的竞争以及加拿大经济不能提供相应的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作，导致加拿大新移民比当地同等员工的工作低10%左右。而美国移民制度以家庭团聚移民为主，以及大量低教育、低技能的非法移民与高教育、高技能的移民互补，令中国移民的预估收人高出当地同等美国人25%之多。同时，移民减少了加拿大的收入不平等，但是增加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

第三部分，方老师以其题为“Migrant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Economic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China in US”的论文来阐述中国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融合情况及其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前往美国的移民人数不断地增长，以每十年近50万人口的速度稳定增加，并在美国的移民总人口中占据大约5%的比重。这篇文章探究了与美国本土居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相比，中国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及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一差异的因素。方老师使用1980年、1990年和2000年5%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0年和2019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的方法将组间平均工资差异划分为由个体特征差异所解释部分和估计系数差异所解释的部分。研究发现在1980年中国移民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要低于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和美国本土居民，但在之后中国移民的收人水平不断提高，分别在1990年和2010年超越了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和美国本土居民。到2019年已经超过本地美国人毛收人的35%。工资分解的回归结果表明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因素是个体的教育水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移民的受教育质量要好于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并且新一代的中国移民要比其父辈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更好。同时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文章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仍然保持一致。

最后，在师生交流环节，同学们就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间的劳动力流动、中国劳动力迁移、中国户籍制度、移民与失业率的关系、移民的公民化问题、移民与城市管理等提出自己的问题，方老师都耐心细致地进行了回答。方老师深入浅出，让同学们对移民及劳动力流动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