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8日晚上18:30 - 21:30，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研究员刘毓芸老师应邀香樟青苗线上讲座，讲座题目为“文化经济学前沿与跨学科研究”。香樟经济学圈学者、第三期香樟青苗计划入选学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刘毓芸，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育经历包括：中山大学（2008.08-2012.07；2012.08-2017.07）；波士顿学院（2015.09-2016.09），其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文化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等期刊。

刘老师首先从阿根廷和日本应对经济萧条的措施说明了文化为何重要。阿根廷长期严重依赖外资，因此严重受到外国政治商业周期的影响。然而，阿根廷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依附论”，归罪于外国。与阿根廷相反，面临着经济衰退，日本着手现代化，主动到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知识并试图在国内普及。

接着，刘老师说明文化是如何进入经济学的。首先是从经济发展理论方面。老师具体讲解了影响国家贫富的因素。特别有意思的是间接影响中，有生物多样性、地理环境等因素。还有学者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Acemoglu et al.(2001)的经典论文认为，殖民者的选择（创造or攫取）会导致制度选择（产权保护or攫取性制度），进而影响当前的经济发展。当然，制度决定论也受到了一些挑战。如有研究发现，加入人力资本或语言种族特征的影响后，制度的影响就不再显著。这些研究表明，制度可能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一场发生在意大利大规模的民主试验让更多的经济学家重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可能是经济发展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个民主实验的结果是，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在不同地区的运行情况差别很大。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及价值观影响了同一个制度在不同地区的绩效。因此，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为何这些社会资本、价值观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实际上，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对文化（如价值观、道德等）的力量有了深刻认识。文化的本质可以看作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包括信任、集体主义等。以信任为例，受教育水平、历来被歧视的少数派种族、种族多样性等均会影响信任，而信任又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成就、金融发展程度、贸易、创新、企业生产率等。刘老师在此处还举了一些典型的实证研究为例具体阐述。此外。个人—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家庭联系等均会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刘老师还特别举了宗族观念这一近期较为热门的变量，以及前人在这方面做出的典型研究。一般来说，对这些文化观念的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对个人的价值观调查。但问题是，这样很容易出现反向因果问题，因为某些价值观念和经济结果可以相互促进。因此，有一系列方法可以缓解这种反向因果问题；换用更干净的文化度量方式如使用二代移民的文化特征；以及采取实验的手段。

接着，刘老师详细描述了一个分析文化经济学的经典微观博弈模型，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理论框架。文化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对经济发展的扩散、先进技术的传播、贸易与对外投资、要素与资源的配置、制度的扩散等有着显著影响，因此需要通过一些指标衡量文化的相似性。刘老师简要的介绍了这种指标构建的原理。

最后，刘老师推荐了一些经典的文化经济学文献供大家学习参考。并列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制度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他的还有：更多维度上的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化差异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