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动态
当前位置是: 网站首页 -- 新闻动态 -- 正文

香樟青苗|梁平汉:信任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发布日期:2020-08-01   点击量:

梁平汉教授 ▲

讲座纪要

2020年7月30日下午14:00 – 17:30,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梁平汉应邀在线上进行了题为“信任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精彩演讲。香樟经济学圈学者和第三期香樟青苗计划入选学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梁平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经济学系,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行为、博弈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梁老师科研成果成果丰硕,论文发表在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和《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顶尖期刊,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曾获教育部高等院校科研成果(人文社科)奖,霍英东基金会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9年年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知名奖项。

梁老师在讲座一开始界定了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联系和区别,梁老师指出“信任”(trust)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概率的信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则是一种尺度更加广泛的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资本之于个人是一种网络资本;在管理学理论上,社会资本之于企业是一种组织资本;在政治学上,社会资本是一种公民资本。

具体而言,信任是什么呢?梁老师指出信任有三个特征: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动的期望,信任在行动还没发生或被观察到的时候发生,而这些行动必须对自己产生影响。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信任?梁老师借助阿罗的观点,指出信任的重要性——它几乎是所有交易的必要组成部分。信任在个人层面上就是对于某个具体个人的信任,在一般层面上则是对一个群体而不是具体可识别个人的信任程度。如何去测度信任?可以依靠问卷中的定性问题的回答,也可以依赖实验的方法进行定量的测度。什么决定了信任?梁老师告诉大家,目前没有一般性的理论来表述信任的来源,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1)曾指出5个宽泛的影响因素:文化传统与宗教、在特定社区的居住时间、个人最近的不幸经历、是否属于受歧视的群体以及所属群体的特性(包括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具体地,Nunn(2009)借助非洲奴隶贸易的历史研究社会不信任的来源,Grosfeld et al.(2013)则发现东欧的反犹主义历史产生了非犹太群体的信任和反市场倾向。

梁老师紧接着又讲述了经济学实验是怎样研究信任的,在信任实验里,受试的捐赠人(proposer)先决定要投多少钱,然后实验组织者按照金额的三倍发钱给响应者(responder),响应者再决定要返回多少钱给发起人,实验发现(Breg et al., 1995)大多数捐赠人都会决定投钱,而响应者平均会返给发起人大约95%的投钱金额(没有翻倍时的金额),该实验又被多篇论文在全球范围内复现和改进,在Fehr and Rockenbach(2003)增加惩罚环节的研究中,研究则发现惩罚反而会挤出好的动机。如何去分解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和利他主义倾向,Cox(2004)研究中通过增加“独裁者”角色的处理组将两方面的机制分解开来,发现两部分都是存在的。在“信任和期望”的博弈(Charness and Dufwenberg, 2006)中,通过引入了内疚感这个维度,实验发现,捐赠人对于响应者的期望影响了响应者的行为。梁老师借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为的信念也取决于别人对自己的信念。

之后,梁老师介绍了在工作场所中的信任,老师借助福特公司的案例,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努力程度会和工资正相关?阿克洛夫提出了礼物—交换理论(Akerlof, 1982)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工人收到高工资会以努力工作作为“礼物”回馈给雇主;另外一个不同的解释就是劳动经济学里有名的“效率工资”假说,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那部分工资作为一种租金,雇员会因为害怕这部分工资的损失而小心谨慎努力工作。这两种理论在现实中是难以区分的,“自发的感恩”和“对于损失的恐惧”在日常生活中交织在一起,实验室实验(Fehr et al., 1993)就试图识别出其中的礼物回馈效应,博弈里有8个工人和6个公司,每个企业各提供一套方案(工资w),工人(给定建议努力程度e’)选择实际努力程度e,结果发现工资w和努力程度间的正相关性。如果有惩罚机制存在,有意思的是,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梁老师解释:惩罚作为一种外在激励,会挤出内在激励。Gneezy and List (2006)的实验质疑了上述结果在现实中的普遍性,他们的研究雇佣了一群学生去图书馆录入书籍,研究发现物质激励对于学生工作效率的提高只在短时间内存在,当然梁老师也指出,由于录入书籍这种繁琐枯燥工作的负效用,也可能会造成这种激励效果的衰减。

那么信任和社会身份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梁老师引用了人类学家针对原始部落的研究(Henrich et al., 2001),该研究发现更高的社会信任促进了市场导向、合作型的生产模式,但是Grosfeld et al.(2013)则发现了在东欧非犹太人间的高程度信任与反市场倾向并存的现象:族群对立导致了内部团结,与犹太商人的对立过程中也产生了反市场取向,内部的信任和反市场倾向随着历史传承下来,并没有随着犹太人的离去而消失。梁老师接着介绍了关于差序信任的研究(Buchan et al., 2005),差序信任就是指信任随着关系距离变远衰减的现象,梁老师表示跨文化对比应该注意研究的适用性,有些结论并不一定严谨。在各个国家做信任博弈发现,与传统的“熟人信任”的刻板印象不同,中国相较于其他国家还出现了“群组外偏好”的有趣现象(Buchan et al., 2006)。梁老师指出,组内成员特性对于合作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第一种是标签效应,经常被实验验证;第二种是互动的影响,Goette et al.(2012)借助瑞士军官训练项目开展实验,发现相比于标签效应,社会互动一方面促进了合作倾向,另一方面却加重了组内惩罚力度(梁老师趣评:最深的背叛是朋友的背叛)。

梁老师介绍到,并不是每个群体都存在自我认同,被污名化的群体可能会有更多“自恨”现象,梁老师接着讲述了自己发在GEB上的研究(Guo, Liang and Xiao, 2020),实验在中国西南某男子监狱实施。实验设计如下,每一组工作均会产生一笔捐款(产出的10%),第一组捐款给一个普通的白血病女孩,第二组的捐款对象是另外一个监区的犯人患白血病的女儿,第三组则是同监区的犯人患白血病的女儿;后两组区别在于受试者和受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社会互动。该研究发现,第二组和第三组产出并没有显著差别,但是都显著高于第一组的产出。该研究结论还发现,刑期与捐助其他犯人的意愿负相关,监狱中的负面互动环境并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帮助意愿。梁老师指出,负面互动太多不是好事,“内卷化”可能导致了群体外偏好。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梁老师耐心解答了与会同学关于实验设计、社会信任及价值观度量等问题的疑问。梁老师追踪学术前沿、关注学科交叉的治学风格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这次讲座极大地拓展了同学们的视野,激发了同学们对于社会资本、信任和实验与行为经济学的探索热情,内容充实、反响热烈。

梁老师研究论文:Guo S, Liang P, Xiao E. In-group Bias in Prisons[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20.

梁老师推荐读物: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版权所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邮编:102488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