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生龙，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为第六期青苗计划的学员，进行了主题为“丈夫通勤时长与妻子劳动参与率——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的线下精彩讲座。

嘉宾简介

刘生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端智库项目等课题30余项。在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Econometrics Journal、《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70余篇。

讲座开篇，刘老师介绍了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的现状，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剧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约束、劳动力成本增加、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加和经济放缓四个方面的问题。为此，围绕提高生育率、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人口素质和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四个方面提出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行应对措施，刘老师指出这些现行政策往往解决一方面的问题，又会导致另一方的问题，例如，促进生育率提高可能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而，刘老师介绍了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议题。事实上，现有数据表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近30年一直在下降。那么中国女性生育率为什么会逐年下降呢？刘老师从人力资本、生育率、家庭分工和丈夫通勤时间四个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一，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因此提升，因此人力资本不能够解释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第二，大量研究表明，生育率增加会降低女性的劳动供给，然而我国生育率自1990年来一直下降，因此生育率不是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第三，从家庭分工上来看，当女性参与工作的收入效应低于在家照料家务（子女）的替代效应时，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第四，丈夫通勤时间的增加会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

接下来，刘老师围绕自己最新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丈夫通勤时间的增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首先，刘老师介绍了该研究的选题背景及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刘老师指出，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却出现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却不升反降的现状，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同时，刘老师基于现有事实，介绍了大城市不断扩张所带来的通勤时间加长的现况，认为丈夫通勤时长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

随后，刘老师通过理论模型，验证了丈夫通勤时间的增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刘老师根据模型设定的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求解得到妻子工作和妻子不工作时的效用函数，并据此求解妻子可接受的最大通勤时间。根据理论模型的推理，刘老师的研究发现，一是，丈夫通勤时长增加将对妻子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二是，丈夫的工资相对妻子来说越高，随着丈夫通勤时间的增加，妻子更有可能从劳动力市场退出；三是，当妻子对家庭效用的贡献增加时，若丈夫的通勤时间增加，妻子的最大可接受通勤时长将减少，此时，妻子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四是，当丈夫工资远高于妻子工资或妻子的家务对家庭效用贡献非常重要时，丈夫通勤时间的增加会导致妻子退出劳动力市场。

紧接着，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在实证分析中，刘老师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丈夫的通勤时长对妻子的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的影响；第二，该研究使用工具变量法对研究问题进行估计发现，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丈夫通勤时间每增加1分钟，其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就会平均减少约0.41个百分点；第三，劳动参与率在地级层面上差异很大，地级之间丈夫通勤时长的差异可以解释31.8%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差异；第四，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丈夫通勤时长对其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下降，除此之外，当家中存在6岁以下儿童需要抚养时，丈夫通勤时长对妻子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显著增加。

接下来，在对文章进行了总结性评论后，刘老师提出了本篇研究的政策意义。刘老师指出，通勤时长增加所引起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意味着，在中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背景下，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因此，如何降低城市通勤时长是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可行方向。城市形态、人口密度、城市交通设计和交通服务管理等是影响通勤时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刘老师认为改善城市交通设计和服务管理是降低通勤时间重要的可行方式。

在授课的最后，刘老师对线下和线上同学的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刘老师围绕自己的研究内容所进行地系统、全面地分享，对于学员们更深入把握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问题、理解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背后的原因有很大的帮助，引发了线上线下参会同学的深入思考和踊跃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