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副教授 ▲

讲座纪要

2020年7月28日9:00-12:00，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应邀在线上为同学们做了题为“大流行病经济学与健康政策的转型”的精彩讲座。香樟经济学圈学者和第三期香樟青苗计划入选学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陈希，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博士学位博士，现任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同时兼任耶鲁社会政策研究所、气候变化与健康项目、麦克米兰中心、雅礼中国学会等的指导教授。他的研究聚焦在人口老龄化、全生命周期健康不平等、生命质量等领域的公共政策。他同时担任联合国顾问，德国IZA劳动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劳工组织的环境与人力资本研究组组长，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CHPAMS)会长，联合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挪威政府的外部评审人，康奈尔大学健康经济与不平等中心高级研究员。他共同领导耶鲁老龄化研究所和Claude D. Pepper老龄美国中心的日常学术活动。陈希博士的研究获得包括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杰出博士论文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PEPPER学者奖、国家老龄化研究院Butler-Williams学者、George Warren应用经济研究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他主持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美国老龄化与独立中心及美国非营利机构的研究在国际权威期刊PNAS, LANCET, PLoS Medicine, LANCET Public Health, JEEM, JoPE, EHP, SSM, JoEA, AJAE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近五年来得到全球主要媒体600多次的持续广泛报道。他担任CNN、BBC、Bloomberg、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医改与公共健康评论员。他参与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发起的中美健康二轨对话。陈希博士已指导30多位研究生及博士后从事中国卫生健康问题研究，指导的本科生获得耶鲁大学最佳本科论文奖。

陈老师的讲座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COVID-19大流行、经济思维和卫生政策转变，即基于COVID-19的角度来分析现在的卫生政策、健康政策；第二部分为案例研究，陈老师讲解了他最新的一篇设计最佳旅行限制的工作论文。

在第一部分的讲解中，陈老师首先介绍了健康经济学的范畴和中外发展差异。健康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之一，但卫生健康市场与其他工业、农业市场不同，其重要的特性是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的供给者（即医生）掌握的信息最多。健康经济学是高度交叉的学科，如果只知道经济学，不知道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或者生物学的基础，很难做出好的研究。健康经济学是发展迅速的一门学科，美国的健康产业占GDP比重为19%，而中国可能为5%-7%，在美国健康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美国做应用的学者基本上都涉及健康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目前相比劳动经济学等其他分支，做健康经济学的研究比较少。

然后，陈老师阐述了COVID-19在全球大流行的现状。陈老师从多个国家现存感染人数和新增感染人数的走势图讲起，并对美国多个疫情严重的州过去14天感染人数增长率、增长曲线、和COVID-19相似的疾病（如流感）患病水平、重症监护室的占有率等数据进行了具体分析。目前巴西每百万人口COVID-19死亡人数最高，美国每百万人口COVID-19死亡人数低于巴西、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不同年龄组别的死亡比例不同且随着时间变化，包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前期是老人死亡人数较多，随着企业复工，美国现在死亡病例呈现年轻化。COVID-19对失业率有严重影响，美国由COVID-19造成的失业人数（686.7万人）远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失业人数（66.5万人），大流行病不仅是健康卫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对多个国家的分析中，感染人数越多，失业率越高，两者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其次，陈老师对1914年至1919年的大流感进行了分析。在1918年，美国各州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不同，就业恢复情况和死亡率不同；干预时间越早，就业恢复情况越好，死亡率越低，越有助于恢复经济。好的公共卫生措施，也是好的经济政策，这两者并不矛盾，这对美国现在应对疫情有政策借鉴意义。考虑到保持社交距离会严重损害经济（Steve Berry，Yale)，而社交距离的保持有助于拯救生命进而带来巨大经济利益(Greenstone，U Chicago)，因此，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来支持安全地重新开放经济。同时，必须将更多的资金用在加强检验和流行病学分析、加大戴口罩执行力度和药物研发上，这将有助于经济重启。此外，1918年大流感第二波发生在秋冬季，比夏季第一波的患病人数更多，美国大多数的死亡病例发生在第二波，这对现在抗疫有警示。

接着，陈老师提出了多种卫生健康政策来应对新冠疫情。非药物干预方面，应佩戴口罩，颁布居家令，保持社交距离，加强检测，追踪病患活动轨迹，进行隔离，创新监控方式，封闭区域。这些措施都有很好的抗疫效果。在对多个国家的防疫措施对比中，居家令执行的越早，疫情控制的也越好；居家令发布之前，人口流动已经下降了，恐慌效应远早于居家令颁布；在美国，4月10日居家令还在执行，但人口流动却有所增加，表明人们并没有很好的执行居家令。在美国强制戴口罩的州现存患病人数是下降的，而不强制戴口罩的州现存患病人数仍在上升。社交隔离效果分析中，分析了Michal Greestone(2020,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 WP)的研究，加强社交隔离，能够增加8万亿美元收益，并压平疫情曲线。病毒检测的数量对疫情控制情况不同，美国和韩国在同一天发现的本国第一例感染者，但韩国更早的采取了大量的检测，更早的控制了疫情，而美国4月中旬才赶上韩国的检测人数。疫情监控也有一些创新手段，比如根据信用卡在餐馆刷卡的数据测算人口流动，污水的检测数据推断疫情传播。在一个反事实分析中，武汉封城避免了140万人感染，5.6万人死亡。此外，公共卫生政策有外部性，政策实施有溢出效应，如果一州采取防疫措施而周围州并无行动，则减弱了该州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各州协调政策是抗疫关键。

此外，采取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令的措施，并配合一些其他政策有助于给予人们支持，包括增加失业救济，患病者带薪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人群等。收入越高的人群，可以不必马上去工作地上班而选择在家工作；而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外出工作，疫情对收入更低的人影响更大，这些政策将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应对疫情。

第一部分的最后，陈老师引领学生重新思考了中美两国的医疗卫生政策，并从病人、医生和保险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数据表明，医疗花费越大的国家，人口预期寿命也越高。McGinnis et al.(2002)在研究中发现，美国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对健康的影响占比为60%，但对该部分的投资仅为对健康投资的35%；相反，大医疗与健康的影响占比为20%，却占据了对健康投资中的65%，两者应该投入和实际投入的比例存在倒挂现象。美国75%的卫生支出用于15%的病人，主要是用于医治慢性病等患病前期没有得到重视的病人。因此，应该更重视推动预防医疗和康复医疗的发展。医疗费用的情况也体现了国家竞争的情况，在美国，雇主为工人付出了更多的医疗保险费用，而导致企业更愿意迁到医疗保险费用更低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医疗资源过于集中于大医院，而基层医疗对控制慢性病或流感的治疗效果更好。社区医院对疫情的应对更得力，而避免出现大医院的交叉感染，大医院则用于治疗重症病人，基于价值而非基于数量的健康管理和医疗管理的方式对我国医疗机构改革有启示意义。进一步地，应考虑治理结构的改革。CDC网络系统设立的初衷，是收集诊所、县级、省级和国家级医院的申报，本意很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可能医务人员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更重要的是，对CDC是否有权力收集信息尚不明晰。公共卫生信息会由地方医院上报给地方政府，对政策措施有决策权的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虑经济发展可能并不会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因此，应该发挥CDC应对危机的网络系统的优势，给予CDC收集信息的权力。

讲座的第二部分，老师讲了近期他与合作者的工作论文《Optimal Travel Restrictions in Epidemics》，研究表明减少城市间人口流动对减少总感染率的边际效应并不同质，取决于人口流动网络中始发地和目的地的位置。如果一个城市与感染严重的地区紧密相连，或者疫情感染人数较多的城市对很多其它城市有溢出效应，那么人口流动限制的边际收益会更大。根据理论模型，实证分析COVID-19在中国的传播，结果表明5%的城市关闭可以达到与疫情爆发时期一刀切全部关闭相同的结果，疫情期间的人口流动将根据旅行限制政策的最佳解决方案受到最大的限制。本文的建模框架还可以用于优化公共卫生措施，用来应对人口流动造成病毒传播的其他传染病。

最后，老师回答了学员们关于政策背景、模型设定、应对疫情的公共卫生政策启示等的提问。讲座在同学们的感谢和鼓掌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