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9日9:00-11:45，纽芬兰纪念大学方涛教授应邀在线上为同学们做了题为“劳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证研究”的精彩讲座。香樟经济学圈学者和第三期香樟青苗计划入选学员参加了本次讲座。
方涛教授，纽芬兰纪念大学Stephen Jarislowsky讲席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兼职教授,美国新泽西大学J. Robert Beyster研究员,世界银行“移民与发展”咨询委员会专家。方涛教授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沃顿商学院访问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际商务硕士专业主任、加拿大约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与劳资关系终身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入选湖北省“楚天学者”，四川省千人计划等。方涛教授先后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Berkele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Canadian Public Policy, China Econom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 Social Indictors Research等SSCI学术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获得15项加拿大人文及社科基金、5项加拿大人力资源发展部研究基金，2项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
本次讲座中，方涛教授围绕“劳动经济学学科介绍——以最低工资为例”、“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双天周末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对家务劳动、闲暇娱乐、体育锻炼时间分配的异质性影响”三个主题展开解读评述。
首先，关于“劳动经济学学科介绍”这一主题，方涛教授指出，劳动经济学包含经济理论、政策含义、实证方法三个维度，涵盖最低工资、退休制度、失业保障、均衡工资与就业水平决定、工资分布与工作时间分配、绩效工资与性别工资差异等多元命题。其中，方涛教授以“绩效工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田野实验为例(Lazear, AER 2000)，指出当薪酬模式由固定工资变为计件工资时，劳动生产率可提高44%。其中，激励效应（motivation effects）和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s，即绩效工资具备自我选择机制）以同等贡献比率解释了44%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来源，这是劳动力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的典例。此外，方涛教授指出，除了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劳动法规、劳动工会等因素也会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方涛教授指出，劳动经济学主要包含个体（劳动供给）、企业（劳动需求）和政府（裁判+雇主）三方利益相关者。其中，劳动力供给包括供给数量（人口增长、劳动力参与率）、供给质量（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而公共政策（收入维持计划、福利政策、失业保险等）则对平抑收入波动、稳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劳动力需求则需考虑劳动力成本（雇佣成本、培训成本）、技术创新、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影响劳动力市场产出（工资水平、就业失业、劳动力短缺、差别工资）的因素（劳动法规、行业工会、劳资谈判、市场结构）也不容忽视。方涛教授还对劳动经济学相关数据及理论（neoclassical & market forces、institutionalism & union、dualism & segmentation、radicalism & class conflicts）、劳动力市场相关政策问题（最低工资、收入不平等、失业）、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设计（estimate the counterfactual outcomes for causal impact：field experiment like RCT；natural experiment like COVID-19、minimum wages and two-day weekend policy；non-natural experiment with high-quality panel data and sophisticated methods like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ethod）等主题进行了详尽介绍。
接着，方涛教授以最低工资政策对工资、工资溢出效应及劳工就业的影响为例，介绍了基于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1994年，我国正式将最低工资纳入劳动法规，但早期最低工资较低，执行力度较弱；2004年后，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如要求地方政府至少每两年提高一次最低工资，将政策受益群体由全职员工扩大至自雇员工、兼职员工与农民工群体,以及将违反最低工资的罚款增加到四倍等。至此，我国最低工资增速逐年提升，政策实施的省份也逐步扩张。
方涛教授通过人工收集中国县市一级的最低工资数据，与2004、2009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 UHS）中的个体工资及就业数据匹配以形成面板数据，并控制个体、县市和年份固定效应。方涛教授将研究焦点放在易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低工资群体（at risk group），即在最低工资发生变化的县市中工资介于新旧最低工资之间的劳工（实验组）；同时，如果该劳工所在县市没有发生最低工资变化，但该劳工的工资位于可比的低工资区间，则通过假定最低工资变化的方法，将该员工当前工资加上所有县市最低工资的平均变化（如增加80元），如果此工资可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则将该员工作为可比控制组，从而衡量最低工资对工资、工资溢出效应及就业的影响。方涛教授还控制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如：人均GDP、FDI、CPI等。此外，方涛教授将邻近县市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当地政府官员升迁调动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由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1）最低工资每增加100%，工资约增加到最低工资增加部分的40%，之所以未达到100%是因为部分员工的初始工资本身较高；
（2）对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wage spillover effect，处于略高于最低工资的薪酬区间的劳工也要求加薪）的检验表明，溢出效应仅存在于非常接近最低工资的区间（与最低工资差额在60元以内），且影响量级较小，仅存在2.5%-3%的正向影响；
（3）考虑到个体工资异质性，最低工资的提升会使得本人工资与新的最低工资差额（wage gap）更大的低工资劳工有更高概率失业（更大的工资差额意味着雇主需填补更多的工资成本以遵守最低工资政策）。将工资差额与at risk虚拟变量交乘，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升会使得获得工作的概率下降2.8%。因此，at risk group会面临更高的工资收入与更低的就业概率之间的权衡。这种经济学上典型的取舍问题表明的确是“没有免费的午餐”（Classical trade-off mean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针对“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这一主题，方涛教授指出，一方面，在线办公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劳动力雇佣情况与该劳工工作可在线化程度有关，该程度越低，失业概率越高。此外，企业可通过供应链调整、新产品开发等模式应对疫情。而企业调研结果表明，能否在中长期采取远程工作模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取决于线上办公对企业绩效、劳动生产率、工作灵活性、员工凝聚力、工资福利与职业晋升等因素的影响，并具有行业异质性。
针对“双天周末政策对劳动力供给和家务劳动、闲暇娱乐、体育锻炼时间分配的异质性影响”这一主题，方涛教授指出，1995年实施的双天周末政策是我国加入WTO的外在要求，即WTO要求我国采取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劳动法规。双天周末政策的实施的另一出发点是政府希望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因国企改革而下岗的千万职工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员工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方涛教授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数据（individual level），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雇员（更严格地执行劳动法规，工作时间更加固定）和私有企业雇员（更具灵活性，可通过加班工资的方式激励员工工作更长的时间）。对于私有企业雇员，其将通过对pure consumption、housework and leisure activities、personal care(sleep)的选择实现效用最大化。此外，方涛教授将公司雇员作为处理组，将自雇员工作为对照组，并基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双天周末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异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
研究结论表明：
（1）双天周末政策的实施使得公司雇员的工作时间减少了4.4%-4.8%；
（2）相较于私营部门雇员，公共部门雇员的工作时间减少地更多，5.1%-5.4%,即双天周末政策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严格地执行；
（3）双天周末政策使得从事兼职（获得第二职业）的概率显著增加2.7%-2.8%；
（4）双天周末政策使得做家务的时间减少了约100分钟/周，可能的解释是，在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的员工并未足够重视工作——生活平衡，他们或将周末时间用于从事兼职以补贴收入，或进行上网、打游戏等娱乐休闲活动（实证分析显示，购买食物的时间减少了21分钟、做饭的时间减少了17分钟、洗衣服的时间减少了16分钟、照顾小孩的时间减少了26分钟、打扫卫生的时间略有增加）；
（5）双天周末政策执行后，男女员工工资都有显著提高，尤其是女性员工；这可能是因为政策实施后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提升；
（6）国企改革对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讲座过程中，方涛教授亦指出劳动经济学的相关分析细节与未来研究方向。譬如，个人的问题（如失业和贫困问题）可以部分通过集体的方案来解决（individual problem can be solved partially by collective solution）；在比较性别工资差异时需控制工作时长、采取时薪衡量指标；高工资需求与低技能服务需求同时增长，产业转移加速中产阶级缩小，从而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最低工资研究命题广泛、影响深远，但尚未达成共识，可关注最低工资对国际贸易与FDI、全球供应链、职工培训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美国的研究将最低工资加一元作为控制组是不合适的，因为更高工资的员工具有更高的工作稳定性，测量到的结果可能不完全是最低工资法规的影响，从而导致有偏估计。
方涛教授的讲座从理论评述、现实含义、实证分析三个维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前沿动态、公共政策研究以及现实典型案例，丰富和完善了同学们对劳动经济学的认知与了解。整场讲座气氛活跃，交流积极，各位同学获益匪浅。
